们引以为戒。提出重文轻武的危害，一在于告诫旗人和汉人入旗者，不可汉化，不然六镇之乱就是前车之鉴。二在于警告汉人，你们从祖上就是只有文治，没有武力，好好接受统治，不要造反。

　　不是清朝的统治上层逼着别人做，汉族本身的知识分子也自觉地，在这一套话语体系中添砖加瓦。如赵翼《二十四史札记》中说孝文帝：“盖帝优于文学，恶本俗之陋，欲以华风变之。……盖欲兴文治以比于古帝王，不知武事已渐弛也。”

　　重文轻武的话语体系，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反汉化。这不是胡化，胡化与反胡化的矛盾已经消失，军事体系中从根本的立军之本理论上的矛盾就是汉化和反汉化。

　　用重文轻武导致武事废弛这套话语体系来论述古代王朝，是不能追到异族入中原前的汉朝和汉朝之前去的，因为这本是胡人军事文化的特点。其兴也勃焉，其亡也乎焉，本来就是草原上千年来不断上演的场景。只是这种军事文化来到中原，最终与中原强大的文化与经济结合起来，立国几十年军力溃烂之后，还能够用中原物力强行续命。

　　这其中的关键，是自北魏起，中原王朝传统上所依赖的，汉族的军事文化与制度已经断代。数百年被胡人的军事力量死死压住，汉人自己也失去了军事上的信心，被动主动地接纳了鲜卑带来的军事文化。从那个时候再论兵事，可以看出来跟两汉的明显不同。

　　最终汉人的文与胡族的武，在双方的互相作用，交流与碰撞中，一起揉合出来一个怪胎。汉朝兵民一体的传统从此断代，军队与社会隔绝，成为了一个特殊的人群。他们世代相传，不事生产，靠着兵饷过活。各方接受，是说军外的人为这个群体提供资源，这个群体持刀枪保护军外的人，一如当年高欢说出来的理论。大宋敛天下之财以养军，便是基于这样一个基础。当然事实是他们没有起到保护的责任，索求的资源还越来越多。不能对来敌战而胜之，还索求无厌让国家供养不起，双方的矛盾自然而然产生。

　　只有改朝换代的时候，这个群体才有可能被打散，不然牢不可破。原因很简单，这是跟秦始皇收天下之兵一样的路数，不过高明得多。不是收兵器，而是造出这么一个完全寄生性质的人群。他们只能依赖于政权，政权一散，这些人就衣食无着。而且他们是旧政权的帮凶，除非新的王朝要再造这么一个集团，接纳他们，不然他们就只有一死，这是他们所谓忠诚的根本。而天下武力全都收到他们手中，战力再差，也能够压制住境内造反的人。

　　这样一个外来文化寄生性质的军事集团，天然带着草原上基因。当有利可图，胜利唾手可得的时候，他们耀武扬威。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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