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地方属衙的运营经费，并不是由中央拨款下发，而是地方自己从秋天收上来的农税扣留，将剩下的部分运到长安，上缴国库。

　　至于截流标准，按照刘邦所制定的‘量入为出’，通俗来说，就是根据收入，调整政府开支。

　　如果税收多，那地方官府自然可以理直气壮的多截留一些，用于第二年给官员发放福利、维护道路，乃至于开渠引水，提高粮食产量等

　　等。

　　税收少，那地方官自然没有底气多截留，第二年只能勒紧裤腰带，吃饭都不敢带油水；至于造路开渠，逢年过节给治下官吏发个红包什么的，更是想都别想。

　　十五税一，大约百分之六七的税率，对封建时代而言并不算太高；但实际状况是，历史上文帝将农税税率从‘十五税一’减半，改为‘三十税一’，刘恒在百姓眼里就成在世圣人了！

　　从百分之7降低到百分之，看上去并不多，真的值得百姓如此感恩戴德，甚至到了武帝晚年，都还记得刘恒的好，从而愿意被猪爷一纸罪己诏收回民心？

　　若是了解此时百姓的生活状况，就可以发现：刘恒所做的一切，确实值得被百姓称一句‘圣人在世’。

　　开国初，刘邦给天下每一户人家，都各发了一百亩地；而如今主要作物——粟米的亩产，普遍在三石左右。

　　如此算来，一户百姓劳作一年所得的收获，就是三百石粟米。

　　至于支出，即便不考虑特殊状况，按照此时普遍存在的‘一夫五口治百田’的家庭组成，每家五口人计算，一年的口粮，就要用去一百二十石。

　　看上去，百姓手上还剩下一百八十石；但实际状况，却并没有这么乐观。

　　即便不考虑柴米油盐、穿衣用度等支出，光是粮价的浮动，就足以让百姓泪流满脸——秋收之后，田里种出来的粮食，是要卖出去的！

　　而市场上顿时涌入大批粮食，自然会使得粮价暴跌；但无力储存粮食的百姓依旧只能认命，以远低于平时的价格，将粮食贱卖给粮商。

　　等百姓家里留的粮食吃完了，再去买米的时候，粮食可就不是卖出时的价格了——夸张一点的时节，粮价甚至会比秋收后，百姓卖出的价格贵一倍！

　　如果遇上今年这样，时局动荡，兵荒马乱的时节，就很容易出现农民吃不起自己播种、自己收获，卖给粮商的粟米这种状况。

　　这就是封建时代，百姓最无奈的事：谷贱伤农，谷贵害农。

　　多数情况下，一夫五口百田的理想状况，农户忙活一年，除了勉强填饱肚子外，最后剩下的钱，很可能给家中妻儿换身新衣都不够用。

　　这种时候，原本给官府交上去的二十石粮，突然退回来了十石，是种什么体验？

　　尤其是这十石粮食退回的时间点，恰好是春末夏初，青黄不接的时候？

　　——就冲这，刘恒在历史上被百姓捏出塑像，早晚跪拜，丝毫不为过！

　　而刘弘免除边防战士农税的考虑，便出自于此。

　　每一家免除一百亩土地的田税，按亩产三石，十五税一算，也就是二十石；二十万戎边部队，共计四百万石粮。

　　免除的这部分农税，已经很接近边防部队一年的粮食消耗量——五百万石了。

　　但刘弘心里还是有点犯嘀咕：究竟要怎么操作，才能在通过免税，解决边防部队军粮欠缺问题的前提下，让边防战士感受到来自天子的关心？

　　——这边免税，那边停发军粮这种事，刘弘是干不出来的。

　　刘弘地目的，是想通过免除边防战士家中的农税，降低边防战士对‘军粮发放不足’的不满。

　　诚然，仅仅让边防部队的不满降低，并不能改变边防战士饿肚子的问题；但刘弘现在能做的，只有这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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