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是，在那晚的行动中，田荣国需要不停转移位置掩护我，抱着机枪的他，在黑暗的坡头上跑来走去，没被敌人的炮火炸中，也没被敌人的子弹打着，却一脚踩中了地雷。最终失血过多而光荣牺牲。

　　我哪里又会知道，那晚让我欣喜、让我立功的几声爆炸中，有那么一声，是响在田荣国的脚下。

　　我最后一次见他，是他盖着白布，被抬进车里。两个同乡，一个戴功回国，一个马革裹尸。攻坚行动结束之后的每一天，我都在回想关于那天的画面，那天的对话，我知道，如果不是田荣国在我旁边，敦促我撤移位置，我早就被炮火炸开了花。

　　换句话说，我这命其实是他救回来的。

　　但让人酸心的是，我戴功回国，成了英雄，但田荣国因为一些原因，只有一纸烈士证明，以及“死人荣誉”。我大书特书，向上级写了好几次报告，申请为他追授更高级别的荣誉。

　　但那时候的部队还没到裁军，“臃肿”的机关办事效率极低，我奋笔疾书下写出的报告，甚至都没能递交到管事的人手里。而那些字出肺腑的报告，自然是石沉大海，了无音讯。

　　通过正规途径向田荣国讨回荣誉的事情，无疾而终。

　　战事结束之后，借着探亲假的时间，我回了一趟家。田荣国的父母已经收到了部队的信，知道了他牺牲的消息。

　　但我还是装着一本正经的样儿，把我那块稀罕的奖章交至他家，说这是部队追授的奖章，让我代交过来。

　　这本来就该是他的，我坚信不疑。生命才是最宝贵的东西，奖章再闪耀，又有什么用呢？

　　但奖章确实有用——田荣国的父亲捏着奖章盒子，那悲怆的泪水里，悄然中增添了几分慰藉。这也许就是荣誉的作用吧，至少会让人知晓，死的人没有白死，而是做出了什么贡献而死。

　　事实上，在入伍之前，我跟田荣国并不是什么要命的好朋友，也根本没什么交流。只是在入伍之后，两人才觉合得来，谈得拢。如今他离世而去，更为我带来了“死亡崇拜”。

　　天人相隔之后，两人本不太深的感情，悄然在我心中发酵，升华到了新的高度。

　　回部队后，上级又放了我几天假，让我收拾收拾，准备前往北方的某个城市深造。但我不认为这件事就完了，因为见识了田荣国家里的凄凉后，心里的不满放至了最大。我硬是想着要替他讨个说法，见前几次申请无果，年轻气盛的我，直接就找到团部，想去大闹一场。

　　当着领导的面，仗着一腔热血，我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也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举动。最后的结果是，我想要的东西没有批下来，而自己却还受了处罚。

　　因为事情影响很坏，我受到了公开批评，而那个前往军校学习的美好仕途，也就这样被我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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