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间昏暗，一只白色的炽光灯泡吊在屋顶中央，像一位垂死的老人，有气无力地吐着苍茫的光。
房间简陋极了，一看就是八十年代早期的建筑，一幢破旧的居民楼，二楼，临着街。宫渡所在的这间屋子正好在阳面，白日里，街道的嘈杂声各种叫卖声和着腐烂水果的味儿还有各种小吃的菜味儿腥味儿一并从那扇安着防护栏的窗口飘进来。
宫渡曾问过主人，为什么不找个好点的场所？主人冲他笑笑，说:“为什么要找个好点的呢，我这又不是开宾馆。”
都是怪人。
夜已经很深了，街道早已清静下来。窗口下卖烧红薯的中年妇女赶在黄昏还未彻底散尽前就收了摊。她家里还有一位八十多岁的婆婆，沿街这一带的人都知道她是个孝女，丈夫死好多年了，自己照顾着婆婆还有丈夫一个大脑不太健康的弟弟，也就是她的小叔子。
她的日子非常艰辛，这个红薯摊就是一家的生活来源。
宫渡只要到水香街这边来，就会买她的烤红薯。有时挑一个大的，有时就把烧得过了火或者本身品相不好、卖不掉的那一堆全给买下来。
妇女知道他是好心，想给他便宜点，宫渡不让。妇女就会说:“好人有好报啊。”
天知道呢，这世界上，得到好报的很少有几个是好人。
对了，她还有个女儿，长得挺水灵的，应该十五、六岁吧。有次她问宫渡，艺术学院怎么样，还问宫渡有没有路子，能否帮她把女儿弄进艺术学院去？吓得宫渡连忙摇头:“你怎么能让孩子上那种学校啊，千万使不得。”
中年妇女并不能理解他的用心，以为他不想帮忙呢。打那以后，宫渡再买红薯，中年妇女的脸色就不好看起来。
廖健说:“这个社会总是让我们别扭，变态得很。大家明知道那里是坑，但争前恐后，挤破头地往里跳。大家越是鄙视的事，明里暗里却又越是想做。你听听这街上，没一个不骂官的，但家家又都烧香拜佛，巴不得自家儿子明天就能做官。还有那个艺术学院……”
廖健那次话没讲完，讲到一半时，进来人了。
廖健是大夫，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的专家。但他又是第一个下海的人。这个“健民诊所”，是他上班以外的产业。
二楼是他租的，以他家老爷子的名义。这家诊所也是以他家老爷子名义开的。廖老爷子是有名的中医，银河吃过他中药的人不少，都知道廖老爷子手里有秘方。
这年头，秘方越来越管用。
宫渡最早来找廖健，并不是自己看病。那时候他还读大四，并不知道自己晕血。
是李镇道告诉他，定期来这里做治疗。
于是宫渡就摸到这里来，费了很大的劲，才撬开廖健这张非常紧的嘴巴。
“想打听他的人多呢，包括他妻子，还有他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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